几十万件专利“沉睡” 院校评教授能否突出成果转化-ag真人旗舰厅网址

　　几十万件高价值专利在“沉睡”

　　工科院校评教授能否突出成果转化这项

　　本报4月11日一版头条刊发《源头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名工科教师翻越成果产业化“四座大山”的启示》，报道了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张跃明自主创新的实践探索。由于张跃明一直在生产一线搞科技成果转化，到了50岁还因论文没有别人发得多而评不上教授，这件事在知识界，尤其在工科院校引发热议。

　　目前，很多工科高校教师的技术成果具有产业化价值，而市场恰恰又缺少高科技的好项目，很多企业也正在寻找技术迭代、转型升级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工科高校的成果转化率却偏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仅“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高价值专利)就超过25万件，其中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的发明专利都超过了2万件。但即便是这些高价值的发明专利，进行技术成果转化的比例也偏低。以清华大学为例，2020年专利转让数量为1795件，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名，却也不到9%。

　　为此，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聂祚仁，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等专家呼吁：“工科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新时代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要改变‘论文导向’‘帽子导向’‘项目导向’等片面的人才评价体系，要敢于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导向制度，鼓励更多有本事的教师有意愿、有激情去国家需要的任何创新领域开疆辟土，鼓励科研人员把实验室的成果应用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解决我国产业升级的问题。”

　　工科院校高价值专利在“沉睡”，产业化需高校教师深度参与

　　“不少高校老师的科研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完论文就基本上束之高阁了，这十分浪费国家的科研资源。”清华大学河北中试基地负责人曹建国说，工科院校教师的成果，最有价值的应该是产业化应用，但目前高校的发明专利进行技术成果转化的比例偏低。

　　“清华大学2020年专利转让的科技成果，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的技术转让，高校教师缺乏热情，所以产业化成功的比例不高。”曹建国介绍，“科技成果转化需要高校教师的参与，他们是技术发明人，最熟悉和了解技术，没有他们的深度参与，项目中试都很难成功，更别说产业化了。清华大学走到中试阶段的技术，最终产业化的成功率也不足5%。”

　　“现在需要鼓励高校教师积极投身到产业转化中。”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说，高校是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之一，现在很多企业缺乏产业升级需要的技术，高校的高价值专利挖掘工作正当其时，现在我国高校有大约六七十万件发明专利在沉睡。

　　据介绍，发明技术的高校教师深度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成功率高，结果令人欣喜：除了北京工业大学张跃明打破日本企业的垄断，解决了国产工业机器人走向高端的难题，近年来高校涌现出一大批产业化的成果，比如山东理工大学教授毕玉遂研发团队发明新型发泡剂，一件发明专利许可使用费5亿元;中南大学周宏灏院士“个体化医学基因检测技术”7件发明专利，转让费1.8亿元;西南交通大学磁悬浮二代工程样车专利技术合同签约超1亿元……北京、山东、湖南、四川多地高校的高价值科技成果均成功实现转化。

　　现实“尴尬”：科技成果转化成功还不如多发论文

　　虽然一个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到成功产业化，技术发明人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要克服理论验证、中试、资金投入、国际市场竞争等重重困难，但尴尬的是，在当前的职称评定体系中，张跃明这样的人并不占优势，只能靠破格晋升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司鹏博告诉记者，“高校职称评定中确实存在‘唯论文’‘唯项目’‘唯帽子’等不良倾向，不过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家为新时代高校人才评价指明了方向，学校正在职称评审、高层次人才评价等工作中探索分类、多元化评价机制，为取得突出贡献和重大突破的优秀教师开通绿色通道，张跃明便是受益于人才评价改革的典型代表。他成功解决工业机器人的‘卡脖子’技术并且实现产业化，已经突破职称评审条件限制成功晋升教授，也成了学校人才评价改革中的里程碑。”

　　“不仅是在高校，科研院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帽子导向’‘论文导向’的问题还未解决。”欧阳钟灿院士介绍，“有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发明了三原色激光显示并成功实现产业化，但学院多次推荐到学校评教授，却因为没有‘优青’与‘杰青’等‘帽子’被刷掉。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教师在职称评定上不如多发论文，这很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亟须改变。”

　　用职称评审政策倾斜，激发教师参与成果转化的热情

　　“现在，高校搞科研成果转化的教师越来越多，每年走向市场的专利成千上万。除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大学等都是搞科研成果转化的大户。比如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转让专利1331件，哈尔滨工业大学转让专利1020件。大批高校教师走上了成果转化的一线，除了物质成果奖励，应该在职称评审等人才评价上向他们倾斜，激发广大高校教师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更加需要高校教师花费更多精力去参与成果转化，张跃明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认为。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的调查研究结果印证了韩秀成的说法：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1986年至2019年累计资助基础研究项目56.49万项，产出394.27万项研究成果，但相关成果很少及时转化，像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张跃明这样从基础研究走到产业化的例子凤毛麟角。

　　对此，聂祚仁院士说，高校是社会的“象牙塔”，是引领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需要在机制体制方面创新，在职称评定等方面有所倾斜。

　　本报11日在光明日报官方微博上开设的“高校什么人最有资格评教授”的调查也显示：科技成果转化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深孚众望：在参与调查的858人中，有601人选择“成果产业化效果好”，超过参与人数的70%;只有16%的人选择“科研论文发得最多”，有的网友甚至直言：“现在国家各产业升级亟须创新技术，高校应该破格为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教师评教授，评院士也应该主要看产业化成果。”

　　(本报记者 袁于飞)